如果说上学时选择流行病学这一学科仅仅是觉得“有意思”，而此后将流行病学“做深做精”“做出门道”，则体现的是詹思延骨子里对知识的热爱和孜孜以求。
“当年，我上大学时，对流行病学理解程度远不如现在，只知道这是预防医学专业的主干学科。而且考研究生的时候觉得导师连志浩教授特别好，于是就结下了这种缘分。”如今，詹思延已经执掌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担任院长一职，同时还兼任重大疾病流行病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临床流行病学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智慧公众健康研究中心主任、循证医学中心副主任及药品上市后安全性研究中心主任。
流行病学是研究疾病的起点
詹思延表示，流行病学是一种非常有特点的群体科学，是一种思维模式。公共卫生体系中的“五大卫生”都离不开流行病学，可以说，流行病学是研究疾病的起点。
通过流行病学数据了解疾病的分布情况以后，下一步就需要知道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样一种分布，接下来就去做分析，研究如何对这些影响因素进行干预、评价。“因此流行病学因果推断的逻辑性非常强、逻辑链非常清晰。流行病学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是一种哲学。”詹思延说。
正是基于流行病学逻辑性强的学科特点，詹思延特别注重在教学上引导学生主动思考。
“流行病学教学的重点并不在于记忆多少知识点，而是要掌握其经典的思维方式与核心逻辑。所以在教学上应重视采用启发式的教学方法，先把一个案例或者问题抛出来，让同学们讨论如何一步步地去解决这个问题。之后再给他们讲这个问题实际是如何被解决的，让同学们思考如果自己来做，还能不能做得更好。”詹思延说。
目前，北京大学医学部的流行病学教学，拥有一套独具特色的课程体系。“因为我们并不只是一门课，而是一个完整的课程体系。”詹思延说。
比如，他们对本科生就有许多不同方面的课程，针对低年级学生开设了疾病侦探学，以讲故事的方式介绍流行病学的原理方法、思维逻辑；在本科高年级，有正式的流行病学课程和包括大量案例讨论的课堂实习，很多对流行病学感兴趣的学生也会从这个阶段开始参与课题组的科研实践。
而到了研究生阶段，相关的课程就更多了，包括讲基本理论与方法的流行病学（Ⅰ）、讲研究设计与实施的流行病学（Ⅱ）等。
教学是良心活
谈到教学工作，詹思延将其比作良心活。“教师的本职工作就是教学，作为一名教师，首先要对得起这个良心活。我不觉得教学工作会影响到科研，为教学花时间是必需的，也是很有意义的，一定要把最好的课堂带给学生。”
在教学初期，詹思延并没有形成自己的教学风格，积极主动地学习、模仿是詹思延从事教学工作初期的主要模式。
“我刚毕业的时候还只是个助教，主要是在前辈老师的带领下完成教学工作。我会在集体备课、教学观摩的过程中去观察、学习其他老师的教学状态、教学方法。”
在实践中不断积累，詹思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教学风格。
2000年，循证医学的概念刚刚兴起，她在医学部最先开设了这门课。由于课程是第一次开设，没有他人的经验可以借鉴和模仿，只能自己慢慢探索。
“我采用了讨论互动式的教学方法，将相关材料及文献提供给学生进行学习和小组讨论，之后由学生上台来讲，老师再作点评。”这在当时是一种非常新颖的教学方式。
随着时代的发展，詹思延的教学方式也在继承中发展，在探索中创新，尤其是现在“00后”已逐渐成为高校学生的主体，他们获取信息的速度非常快，渠道也非常多。老师在讲台上讲的时候，他们可能就已经在下面“检索”了。
面对这样的学生，詹思延认为，只是照本宣科地给他们讲那些网络上就能得到的知识肯定是不够的，一定要带给他们这个学科最新的知识和进展，让他们了解近期最热门的研究方向。
因此，每次给本科生和研究生讲授流行病学时，詹思延一定会提前备课，准备最新的国际或国内流行病学方面的案例、理念。
另外，与以往相比，现在的学生获取信息的渠道很多很杂，获得的信息量更大，教会学生如何批判性地吸收信息尤为重要。
“要鼓励学生敢于质疑，我会告诉学生，其实老师讲的也不一定都对，我上学时所学的内容，有些可能现在来看就是不对的。”詹思延每次带学生看文献的时候，一定要让他们先去思考这篇文献的不足，然后再去看文章的讨论部分里说的跟自己想的是不是一样。
当然，不管知识迭代如何迅速，詹思延一直认为，“三基”（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在本科教学中仍然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这是根本出发点，也是立足点。
思维碰撞迸发灵感火花
关于如何拓展科研思路，詹思延特别推荐同学们通过多交流、多沟通的方式启发灵感。这里的交流不限于组内的课题讨论，要扩大到系里、院内甚至学院间的沟通学习。
“这样更有利于高效了解学科内的前沿进展，甚至挖掘因师兄师姐毕业等原因而搁置的有价值的课题；同时也可以对其他学科进行初步了解，在遇到涉及其他学科方法的问题时，能及时找到相关的专业人士进行咨询，交叉学科间的思维碰撞更有可能激发一些新的灵感产生。”詹思延认为，只有多交流，才能将前沿信息和科研资源有效地收集、利用起来。
詹思延回忆在香港中文大学读博士时，每周二中午都有全院研究生汇报会，涉及流行病、职业卫生、统计、家庭医学等所有专业，研究生在文献综述、开题、中期、结题等多个环节都要进行汇报。很多老师也来听会，从不同的角度予以指点，不仅强化了对研究生的科研训练，也促进不同专业师生之间的思维碰撞。
“这样的交流方式开放、新奇，使人不由自主地投入其中，收获颇丰。”詹思延表示，那时候我们还有机会参加学院和医院的各种学术午餐会，可以边享受美食边进行交流。此外，香港中文大学的图书馆藏书丰富，且每个书院都有自己的图书馆，除了学习专业知识，还能阅读大量的人文书籍，以开阔眼界和丰富思路。
如今，走过芳华，扎根北医。詹思延见证了北医的繁荣发展，更在北医的见证下育己培人。在“以身作则，鱼渔双授”的教学理念下，她教之以术，树之以德，不仅培养了具有良好学术品德和修养的医学人才，更向社会输出了具备“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栋梁之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