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社会对大学影响的力度日渐增强，校园的围墙、栅栏或“护校河”之类的物理隔断似乎远抵不过实质性的“社（会）”“校（大学）”联通需求，大学的社会化几乎成了无法阻挡的趋势。这其中正面的影响固然够多，但反面影响亦不能等闲视之，大学教育“代理化”倾向就是其中之一。
所谓“代理”，是与“亲力亲为”相对的概念。大学教育的“代理化”是指大学师生不再为教学、科研或课程学习而亲历亲为，他们往往会以各种形式寻求他人的有偿性帮助，让后者替代完成本属于自己的工作和学业。
现在很难确定类似“代理化”的倾向肇始于何时，但至少在十几年前，大学生中便出现了代做作业、代从食堂打饭的现象，进一步的行为则是课堂笔记的贩卖与购买，及近几年的代取外卖、快递，以及从“论文工厂”购买（代写）论文等。
教师的“代理化”表现也并不输于学生。随着“重科研、轻教学”政策的推行，教师对教学的重视程度可以说进入了低谷，由研究生“代课”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在一些院校，每年的全国英语四六级考试的监考人员培训时几乎看不到教师的身影，偶有几位年纪稍长的教师，在一众青年学生（研究生）的衬托下显得突兀而孤单。
尽管教育管理部门三令五申，要求正高职称教师每年必须承担一门本科生课程，但现实中仍然有不少教授在“打擦边球”，其领衔开设的课程，仅在首次课上讲一回“引言”，最后一次课上作一回“总结”发言，中间环节全由青年教师或研究生代劳，并且美其名曰“教学团队通力合作”。面对学术“大咖”和各类“人才”，大量院校都无法真正落实上级部门的管理要求，颇有些“令”不上“大咖”和“人才”的难言之隐。
与课堂教学远离本科学生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科研工作倒是很有些贴近研究生。虽然研究生跟从导师做课题似乎是“国际惯例”，但导师与研究生的角色都在发生变化——导师成了课题的收揽者，研究生则成了研究者或实际操作者。师生之间的关系变成了实实在在的代理关系，即由导师提出设想，具体的操作完全由研究生代劳。这种代理关系中，多的是技艺（能）和效率、效益，少的则是人格的影响，师生之间的实际距离近，但心理距离远。
像中小学一样，当下的大学也在向社会让渡代理权。大体来看，知识巩固和强化的义务、考研复习的工作被“外包”给社会教育培训机构，知识的传授也被部分托付给各大公司或平台开发的人工智能（AI）软件。
大学的“代理化”还不止于此。多年来，颇受争议的“非升即走”政策之所以走样和异化，也与“代理化”对管理思维的影响有关。
因为“代理化”本质上就是一种“发包”形式。学校作为“甲方”，对于“乙方”（“非升即走”的青年教师）很难负起真正的责任，进而生出培养之心。因此，在“非升即走”的政策中，能看到的只有数字化的量化指标，完成指标就留下，否则就走人。这是国内“非升即走”淘汰率过高的重要原因。
客观地看，在现代社会分工细化的情况下，各种代理职业的出现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然而，那句著名的流行语——“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简言之，它更适用于社会的某些行业、企业和个人，而未必适合于作为教育机构的大学。
因为大学本身就是以“专业化”为特征的，而“代理化”的实践者却首先把自己排除在“专业”之外，并试图凭借“代理”伪装成“专家”。因此，“代理化”模式下，培养的只能是“科研承包商”。在课题结项时间的压力下，他们考虑更多的是“完成任务”或达成指标，而不是研究成果的探索意义。这样下去，“专业化”将成为打工者的标签，致力于“专业化”意味着陷入为“科研承包商”打工的泥潭。
实际上，大学的“专业化”只不过是学科发展的需要，“专业化”的目标始终是“人的教育”。学生正是在专业学习中培养思维和锻造人格的。而这一“学习”的前提条件就是“亲力亲为”。学生是通过动脑和动手直接参与的过程成长的。教师也一样，在教学过程中，他们往往根据学生的特点调整教学内容，并且不断在学生的反馈中深入思考。换言之，教育总是通过师生的“亲力亲为”而产生效应的。
因此，教育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师生之间直接对话、讨论或者辩论。“代理化”后，师生不再有机会在课堂上近距离接触，实验室中师生的角色也不再是“老师”与“学生”。如此这般的“作为”，还怎么谈得上“教育”？
（作者系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