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岁生日前夕,博士二年级的蒋欣猛然意识到,自己“失去了95%的机会”。
她开始近乎疯狂地查找各个高校的招聘信息,现实比她想象的严峻得多:即使在地方普通院校,博士招聘也限制在年龄一般不超过35周岁,只有格外优秀者才能放宽到40周岁。
阵阵寒意之下,她想到了抱团取暖。她在社交网站发帖寻找35+读博群体,记录下大龄博士面对的困境:发文、毕业、求职、贫病、另寻出路、城市选择、父母养老、婚育、来自同辈的压力、来自年轻同学的压力,还有他们一碰就碎的疲惫心灵……
蒋欣创建了名为“35+事情开始变得有趣”的群聊。她说,这句话是动漫中反派角色的口头禅,通常事情开始变得糟糕,反派角色总是邪魅一笑,说出那句“事情开始变得有趣了”。她发现,反派角色总是比正派角色更努力、更乐观。
群里的备注格式是“姓名+高校专业+年龄”,如今已有成员40多个,其中不少成员处于35岁的尾巴,年龄最大的几位读博前辈则已经40岁出头,他们在群里会聊到伴侣和儿女。
35岁以上的在读博士生,头上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的他们负重前行,没有人能预见到故事的结局。
共同的执念:不安于此
20多岁时,群主蒋欣和大部分抱有期待的年轻人一样,以为自己能奔跑于旷野中,生存于世俗的评价体系之外。钱、稳定工作、户口、房子、车子,都像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命题。
蒋欣硕士毕业进入家乡的一家体制内单位,工作稳定多年以后,她开始渴望“远方”以及“另外的知识领域”,于是萌生了跨专业读博的想法。蒋欣回忆起本科时期,曾在交换期间结识了一位老教授。老教授没有循着本科、硕士、博士的规矩“升级”,相反,他在27岁前专攻美术学,后重读文学本科,至今仍笔耕不辍。任何时候开始都不晚,老教授的经历让蒋欣有了重新开始的勇气。
20多岁时,方力坤爱好跳舞、打羽毛球、打篮球,与妻子也通过跳舞结识。他在不同城市、不同领域间穿梭,对稳定的生活从不抱期待。
那时,方力坤辗转在校园和职场间,本科毕业后工作了3年,然后辞去工作考研,硕士毕业后再度工作。工作期间也不安稳,他几乎每年换一份工作,最短的一份工作3个月,最长的1年多,换工作的同时也换了几个不同的城市。
对于换工作的频率,方力坤的简历上标注了某次离职是因为公司解散了整个部门,更多时候,他归因于没有找到真正感兴趣的方向,只能如陀螺般被抽着旋转。于是他决定通过读博给人生重新定向。
20多岁时,于晓红是西部高校的一名行政教师。她的丈夫,博士毕业于一所知名985高校,到博后阶段积攒了十余篇高水平论文,赢得这所西部高校当年解决配偶工作的3个名额之一。可以说,彼时的于晓红很幸运。
于是,于晓红朝八晚六坐在办公室,每天接触的只有五六位同事,工作内容简单而重复,连聊天话题也被框定在养育孩子的一亩三分地。下班后,她全力做一个母亲:接送孩子、做饭、陪孩子读绘本、哄睡……这个婚前的“文艺青年”,甚至很难有时间读一本小说。
考博的几年时间里,于晓红收到许多来自身边的人的支持。父母的观念是,有钱没钱,人就睡一张床,但博士学位所带来的价值,远不能用金钱来衡量。善良的同事大姐们,也像关注八卦一样关注着于晓红考博的分数,总用诙谐的方式给他许多心理安慰,“考吧,考不上还做行政呗,一辈子也挺好”。
有几次,于晓红一度想着,干脆不考了,一辈子就这么呆着吧。但这种想法最多持续几个月,博士学位及其象征的另一种人生状态,又牢牢地占据着于晓红的整个身心——再试一次,再试最后一次。
这些选择大龄读博的人有一个共同的执念:不安于此。
就像王小波所说,生活就是个缓慢受锤的过程,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逝,最后变得像挨了锤的牛一样。但他们不安于琐碎的日常、复杂的人际关系、连轴转的工作……更重要的是,不安于平稳运行30年的生活。
只是他们没料到,不安的心注定要面对现实的狠狠鞭打,课题、生活、就业的高压纷至沓来。
课题:落后在起跑线
作为一名大龄博士生,群主蒋欣的博士课题几乎是“零基础”。
蒋欣在自学跨考成功后,又遭遇了研究方向的转变。她不得不从零开始,自学本科、硕士阶段的课程。
蒋欣就读的人文学科领域专业博士点正常学制为3年,然而超过半数博士生处于延期状态。
读博第一年是高压训练,蒋欣在全新的领域耕耘,本就要比别人付出更多。她每天工作学习超过10小时,全年无休。她基本没有换过衣服,白天穿什么,晚上回宿舍洗了,第二天继续穿。
这一年,她提交了多篇课程论文,参加了4个学术会议,发表了2篇学术论文,参与了导师的3个项目。翻看与导师的聊天记录,其中充斥着让她加快速度赶进度的语句。
博士第二年,蒋欣没了刚开始的冲劲儿,工作时常停滞,处于持续“躺平”状态,这导致博士论文的选题一直没有确定下来。她曾将几项感兴趣的议题汇报给导师,但得到的反馈是,要么没有学术价值,要么导师指导不了,只得作罢。蒋欣想过将这些烦恼跟同届博士生同学倾诉,但同学大多是应届毕业生,本硕博也没有跨专业。这些差异意味着,周围没有人能理解自己的忧心,没有人能对自己的经历产生共鸣。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蒋欣在社交网站发帖,想要寻找与自己有共鸣的大龄博士群体。
随着博士生们陆续入群,“35+事情开始变得有趣”群里热闹起来,不过活跃的总是少数几位博士生,大部分人很少发言,只是在默默“水群”中找到一些认同。蒋欣观察过他们的社交网站主页,他们更多把网络当成内心的出口,偶尔冒两句对人生、社会的哲思。如果这个群体有什么共同点,可能就只有孤独。
有位37岁的工科男生,像是“憋着一口气等着毕业”。他的朋友圈停留在4年前,也很少和现实生活中的亲戚朋友交流读博,只有在群聊中,他能对相同处境的陌生人敞开心扉。这是他唯一的“树洞”。
于晓红在去年12月加入群聊。她今年40岁,在上海一所名校读博。
于晓红记得入学第一天,自己扫了一辆共享单车,飞驰在宽阔的校园大道上。南方的校园水系密布,道路两侧是阔叶林木织就的浓荫,名校博士生的自豪感油然而生。从校门到宿舍楼的路上,于晓红拍了各个角度的沿途风景照,发到家族群和博士新生群。
新生群的一位志愿者在群里回复:你现在觉得这条河漂亮,五六年后就会有往里面跳的冲动。群里一众新生对此并不理解,也未放在心上。
就在读博第二年,于晓红对新生群那句玩笑之语有了切身体会。她所在高校的要求是,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在SSCI/A&HCI/CSSCI期刊发表学术论文不少于2篇,其中一篇C刊须为专业类期刊。同届的博士生大多是进修学历的高校教师,有过发表CSSCI期刊的经验,在完成博士开题的同时,早已开始小论文的投稿,而于晓红连论文和投稿的基本流程都不了解。她意识到,自己的学术进度已经落后,而且差距正在拉大。
那段为论文和发表而煎熬的日子里,于晓红发现自己的脾气和身体肉眼可见地变差了。对待家人和孩子,于晓红失去了往日的耐心,一点琐事足以引起一场争吵。读博前,于晓红连感冒都很少;但年近40岁,她已经熟悉了体检报告上的各种腺体结节的术语。在与记者对话的前几天,于晓红刚刚染了头发——毕业前的这一年里,她三分之一的头发已经花白。
就业:“失去了95%的机会”
在一环嵌一环的发论文、毕业、找工作流程中,他们陷入了怪圈,无力自拔。对蒋欣来说,35岁才开始为就业焦虑,为时已晚。
如果按照本科、硕博研究生的求学轨道,一位中国学子拿到博士学位大约30岁上下,紧接着,就要卡着35岁的尾巴申请各种基金项目,后者仍是大部分高校考核“青椒”的重要标准之一。
在项目申请之余,蒋欣在网文中读过许多讲师、副教授“非升即走”的遭遇,但对35岁+的大龄博士来说,能否摸到“非升即走”的门槛都未知。
这几年,蒋欣看到过太多论断:35岁是职场分水岭,这个年龄还在读博,大概率没有希望了,读出博士人也废了,为什么不早点积累经验……原来一旦到了某个年龄,人会突然受到世俗评价标准的冲击。她开始抑郁,开始焦虑,开始怀疑毕业后是否会有地方“收留”自己。
通过搜索各个高校的招聘信息,她惊觉现实比想象更严峻:即使在地方普通院校,博士招聘也限制在年龄一般不超过35周岁,只有学术能力突出,专业方向为学校紧缺的海内外优秀博士(后),才能放宽到40周岁。
考博前,蒋欣曾对“35岁门槛”有所预期,她相信,即使就业空间在收缩,博士毕业后也有30%~40%的机会找到教职成为学者。读博2年后,蒋欣的观念变了,她认为像自己这样没有突出成果的大龄博士,似乎连5%的机会都没有了。
35岁的蒋欣意识到,已经到了依靠人脉找工作的年纪。在此前的工作中,蒋欣积累了不少所谓的“人脉”,但即使在电梯偶遇半熟不熟的人,她也会经过反复犹豫才能下定决心上前打招呼;在申请博士请老师写推荐信时,总要经过上百次心理斗争才敢开口。这并不是一条适合每个人的路。
蒋欣的博士生导师告诉她,“你这个年龄出去找工作,怎么跟别人竞争?如果人家有1篇C刊,你至少要有3篇。”
她想象过如愿入职高校后的场景,经历过读博的几年,她发现光是学术圈评职称的环节就“比任何戏剧都drama(有戏剧性)”。如今,她的那些学术梦想早就“解构了、不算数了”。
与大多数寻找高校教职的博士生不同,于晓红给自己的定位是:只想写文章,不想教学。入学后于晓红才发现,身边90%的大龄博士生都是为了评职称,为数不多的是自己这类对当下不满意、想借读博的机会改变现状的。
于晓红认识的几位博士生都是通过人脉丰富的导师推荐,最终找到了理想的工作。刚入学时,校方给于晓红分配了一名国外导师,在学界享有很好的声誉。但另一位相熟的老师说出了于晓红的担忧:分了个外导,毕业之后找工作咋弄?入学一年后,国外导师离开中国,学院为于晓红分配了另一位中国导师。
今年6月毕业的于晓红,真正感到了博士就业的“寒气”。一位“双一流”高校人事秘书曾委婉地表示,文科类招聘的最低要求是发表3篇C刊,手里有项目,年龄则放宽至不超过38岁。后来她才了解到,今年该校预聘副教授年薪高达40万,吸引了周围许多大学的副教授前来竞争。
从那些高校的招聘信息来看,大龄博士们似乎已经输在了起跑线上。
票子和孩子
读博后,蒋欣几乎“放弃了所有的物质欲望”。
她的年度奖学金和学费相差无几,此外学校每月会发放1500元博士生补助,延期的在读博士生没有任何补助。她从不化妆,不做头发,也很少买衣服。每月在北京租房要花4000元,在消耗早年积蓄的同时,她不得不依靠父母接济。
随着父母的身体出现一些问题,蒋欣突然意识到父母的衰老几乎是一瞬间的。从未发愁生计的她,也从此刻开始感到危机。
于晓红的代价更大。她的奖学金、补助加起来每月有3000元,对于在读博士生来说,解决温饱没有问题,但很难追求额外的物质享受。
于晓红发现,身边三分之二以上的同学家境殷实,学费、生活费并不构成困扰,因此也没有同学做兼职。博士延期毕业后,学校不再提供补助,于晓红的经济来源只有早年工作积蓄和家庭的支持。按照她读博前的工资标准,这几年的工作收入至少有50万~60万元,这是她读博不得不付出的隐形成本。
对于方力坤来说,读博的隐形成本更大。
辞职前,方力坤是一名上海的算法工程师,年薪能达到30万元。他现在武汉一所理工科强校读博,国家规定的博士生奖学金、助学金加上课题组的补贴,平均每月能有约3400元进账。但已经组建家庭的他,仅在房租一项就要花费2000元。
在最初工作的几年中,方力坤没攒下多少钱,也没有买房,加之妻子工作不稳定,夫妇俩在方力坤读博一年后,便花光了工作时的积蓄。于是方力坤每周花3天时间在兼职上,才能补贴家用。
父母“催生”也是方力坤的压力之一,他明白父母的焦虑,但他更了解“吞金兽”的威力。在没有房子、没有车子,以后工作也没有定下来的情况下,迎接一个小生命的变数太大。他面临的第一个的问题是,兼职是否要继续。如果不做兼职,意味着两人的收入将大打折扣。
蒋欣还没考虑过生育问题。她在社交网站上看到过一句话,如果要生育,必须先证明这个世界是美好的。她认为,婚育更需要稳定的工作、稳定的居所,目前的自己还“没有资格”考虑这些问题。
作为已婚已育的“过来人”,40岁的于晓红深知,带娃读博太难了。
因疫情在家读博那两年,于晓红时常面对身份的冲突。她是一名在读博士,但在其他家庭成员看来,读博是一种自由职业,不用坐班,默认没有工作,许多琐事自然而然落在“在家的人”身上。早上七八点坐在图书馆,晚上10点多回到宿舍,对一位母亲来说是一种奢望。
现实中的于晓红,每天早上8点前伺候孩子吃早饭,把孩子送到学校,回来后洗衣服、晾衣服、打扫卫生。在没有课后托管的日子里,于晓红下午三四点就要放下书本,去学校接孩子回家,给孩子做饭、辅导功课。每天有效工作时间只有三四个小时。
这些无休无止的琐事,将读博大块的时间切成小小的碎片,于晓红只能在做母亲的间隙做学生。
今年年初,于晓红在上海的学校待了不满四个月后回到家里,久违地、热烈地拥抱孩子。但回家的次日,孩子就因肺炎发烧住院,陪床十几天后,于晓红自己也被传染,因为小面积白肺住了十几天院。二十多天的寒假里,于晓红像在医院值班,而这段时间本来计划写完毕业论文中的重要章节。
于晓红的丈夫并非“隐身”,他了解读博的艰辛,主动把家长微信群的工作揽下来。在学校活动接龙中,清一色是“××妈妈”的回复,他那为数不多的“××爸爸”头衔格外显眼。但在学校时,于晓红常常远程视频遥控,孩子明天要穿的黑色运动鞋在哪个柜子,因为许多琐事只有她一清二楚。
于晓红发现,母亲总更愿意把属于自己的时间、精力让渡给孩子,这一点与工作状态似乎并无联系。
孩子四年级时,于晓红的丈夫曾试探地问她,有没有二胎计划。于晓红知道,这种心态来自朋友圈的比较:高校家属院大多两个孩子,也有响应国家三孩政策的,而身边的亲人也不约而同地生了二胎。但于晓红难以想象自己再度成为母亲,再度把一个婴儿养大。
在这些故事的尾声,我们获悉,方力坤已辞去兼职,专心博士学业,他和妻子正计划迎接新生命的到来。
在去年完成了学校的小论文发表要求后,于晓红本计划在今年6月毕业,但因为连续生了几场病,她选择延期毕业。如果没有其它变动,她希望在年底答辩毕业。截至目前,她的工作还未定下来。
而“35+事情开始变得有趣”的群主蒋欣,几经周折后终于选定了论文选题,开启了博士论文撰写的另一个难关。
今年6月,蒋欣建立的群聊人数仍在增加,35+博士生的故事仍在继续。在这条“少有人走的路”上,没有人能预见故事的结局,故事的结局只能由自己书写。
(本文出现姓名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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